“两个大局”是当前中国发展的时空坐标与历史方位,也是谋划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工智能、5G、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都与网络深度融合,对信息分发、舆论生态及媒体格局影响重大;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之势,西方猜忌、防范及敌视心态体现于各个方面,思想交锋集中反映于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故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至关重要,这场斗争牵涉安全和发展,关乎旗帜与道路,我们要从全局着眼认清其重要地位。

第一,关乎总体国家安全。在互联网时代,涉及国家安全的各关键领域基础设施都已网络化、信息化、数据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都与网络安全紧密相关。习近平反复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应清醒看到“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如果没有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因此,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至关重要,不仅是确保网络安全的有效手段,而且是确保总体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关乎意识形态工作大局。当前,“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而意识形态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人在哪里,阵地就在哪里。显然,“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成败关涉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大局。

第三,关乎网信事业发展。网信事业发展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是新征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事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网信事业发展离不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顾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容易陷入盲目与无序的被动境地。只有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消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隐患,才能为网信事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技术属性鲜明

网络意识形态是互联网领域各类主体在网络空间的展现,运用网络媒介实施筛选、加工与呈现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并不是简单照搬现实领域的意识形态。网络技术自诞生以来,就对信息传播和舆情演变带来颠覆性的巨大影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这一影响还在加速扩大之中,也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存在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与技术属性的内在统一性,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技术属性愈加鲜明。

第一,核心技术受制。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斗争,需要过硬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作保障,最为重要的无疑是核心技术,而“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如在高端芯片、高精度传感器等核心元器件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相差甚远,唯有在基础技术、非对称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三大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第二,技术赋权大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体话语权空前扩大,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鱼龙混杂,众生喧哗,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遭到“挤压”,无形之中加大了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难度。

第三,技术影响思想。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其迅猛迭代发展效应不仅体现在硬件上,而且体现在软件上,如当下大规模应用的智能算法推荐新闻会使网民困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会对网民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深远影响,其大幅提升内容分发效率的同时,存在的主流价值观弱化状况须予以必要的警惕。

3、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隐蔽特征显著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情况十分复杂,匿名性与虚拟性使得网民在网络空间的实际身份难以迅速辨别,网民的信息行为难以准确预判,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敌我界限有时不够清晰,网络集聚和社会动员具有突发性与即时性,只有从多角度去深挖相关联的斗争隐蔽特征,才能有效去除遮蔽。

第一,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特性。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生产者,各种声音“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失语”的风险,一旦“失语”便会消解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第二,互联网企业具有资本逻辑。盈利是互联网企业的逻辑起点,适当的利益刺激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过分地追逐利益则会不择手段肆意妄为,这就要求“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一定要认清互联网企业具有资本逻辑这一隐性特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甚至操纵舆论。

第三,网络意识形态具有渗透功能。网络意识形态的渗透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互联网实现网上对网下渗透、国外对国内渗透、“公知”对网民渗透,对此应“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